御史之魂 为公尽忠

本文提到的《册府元龟》是宋真宗下令编纂的一部类书，由宰相王钦若主持编修。全书分三十一部、一千一百余门，总字数超过九百万，与《太平广记》《太平御览》《文苑英华》并称为宋代四大类书。《册府元龟》保存了许多唐五代的史料，是治唐史必备的书籍。记载唐代御史的史料，多保存在《宪官部》中。

忠于国家，忠于法律，秉志特立，正身为率，刚直不阿，执法如山是御史的核心特质。《册府元龟》等古代文献用浓重的笔墨、大量的篇幅，记述了御史“公忠”的生动事例。往事越千年，但是今天品读这些古文献，御史们活生生如在眼前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魏傅弓，唐中宗神龙年间（705年—707年）为监察御史，面对暴吏，正气凛然——“若得今日杀之，明日受诛，无所恨也。”当时，监门左大将军薛简、内常侍辅信义，尤称纵暴，魏傅弓奏请诛之。趋炎附势的御史大夫窦从一对魏傅弓说：“辅信义之徒，深为安乐公主所眷，威势甚高，言成祸福，何得辄请杀之？”魏傅弓回答道：“今王纲渐坏，君子道消，正由此辈弄权耳。若得今日杀之，明日受诛，无所恨也。”魏傅弓又劾奏惠范奸赃。当时，惠范权震内外，众人莫敢言，一朝为魏傅弓所奏，朝野莫不称庆。

袁从之，唐中宗景龙年间（707年—710年）为左御史台侍御史，为民请命，拒绝“全身远害，屈法偷生”。当时，长宁、安乐、安定等公主，多纵奴仆劫掠百姓子女以为奴婢。袁从之悉数将主家奴仆系狱，并且打算穷追到底。袁从之知道这必将得罪于公主，但终不忍全身远害，屈法偷生。

薛谦光，唐睿宗景云年间（710年—712年）擢拜御史大夫。当时，惠范恃太平公主权势，逼夺百姓店肆，州县不能理。薛谦光抱定“宪台理冤滞，何所回避，朝弹暮黜亦可矣”的决心，毅然与侍御史慕容珣奏弹之。后来，他反为太平公主所构，出为岐州刺史。惠范既诛，薛谦光迁太子宾客，转刑部尚书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昭文馆学士。

杨玚，唐玄宗开元年间（713年—741年）为侍御史，秉公执法，有不可夺之志。开元初，崔日知为京兆尹，贪暴犯法。御史大夫李杰纠劾之，反为崔日知所构。杨玚廷奏道：“纠弹之司若遭恐胁，以成奸人谋，御史台固可废也。”唐玄宗以其言切直，急令李杰依旧视事，贬崔日知为黝县丞。

韦陟，御史大夫。当时大诗人杜甫担任拾遗职务，因举荐大臣房琯失实，被贬黜。韦陟不计个人荣辱得失，上奏曰：“杜甫所论房琯事，虽被贬黜，不失谏臣大体。”

张镒，殿中侍御史。唐肃宗乾元年间（758年—760年），华原令卢枞被人构诬，张镒受命按验此案。张镒对母亲说：“若断卢枞免死，某必坐贬，若以私则负于当官，贬则以太夫人为忧，敢问所安？”倘若断定卢枞免死，我必得罪了构诬卢枞的权贵，因此而被贬官，无法对母亲尽孝。倘若为了一己之私而断定卢枞有罪，那么我必负于所承担的职责。我到底该何去何从呢？张镒母曰：“尔无累于道，吾所安也。”

柳公绰，御史大夫。韩弘任河中节度史时，自河中回京养病，圣上诏百僚问疾。韩弘遣其子说父亲有病，无法前来。柳公绰谓其子曰：“圣上以公官重，令百僚省问，异礼也。安有卧令子弟传言耶？”韩弘闻言惊惧，扶床而出，人皆悚然。

卢奕，御史中丞。唐玄宗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，安禄山进犯东都洛阳，留守在御史台的卢奕与李憕誓无避死。正当其他人奔散之时，卢奕在台独居，为贼所执，与李憕同见害。

赵涓，监察御史。唐代宗永泰年间（765年—766年），禁中失火，焚屋室数十间。火发处与东宫（当时唐德宗为太子居东宫）稍近，唐代宗深疑之，命赵涓推鞫此案。赵涓经过仔细调查，断定为中官遗火所致。赵涓向代宗上奏报告调查结果，代宗称赏。唐德宗继位后，经常感念赵涓究理详细。后来，赵涓在衢州任职，与观察使韩滉不相得，韩滉奏免赵涓官职。德宗见其名，谓宰相曰：“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！”对曰：“然。”即日，拜赵涓尚书左丞。

孔纬，唐朝末年临危受命为御史大夫。当时，少数民族沙陀进逼京师，唐昭宗前往宝鸡避难，令孔纬率百官赴行在，但百官以各种理由为辞不愿前往。孔纬乃召三院御史谓之曰：“吾辈世荷国恩，身居宪秩，咫尺天颜，累诏追征，安可背耶？丈夫岂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耶？吾行决矣。”

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唐会要》等其他史料也对唐代御史之“公忠”作了生动的记述。从这些生动的记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御史冰霜之志、金石之心，使我们千古之下，莫不仰其清风，而思见其人者也。